2014年是甲午年,在最近的两个甲午年(1894、1954年)中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及其影响,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下列对这两个甲午时期的概括最符合上述观点的是
商鞅变法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能为这一措施提供理论依据的是
“在证明了法家思想确有效用的同时,秦王朝也从反面体现了孟子的一个思想的正确——政府最终还是要依靠被统治者的默认。”“孟子的一个思想”指的是
某学者说:“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该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和这一方针有关的现象是
春秋战国时期,告子曾与某人辩论人性问题。告子曰:“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不分于东西也。”某人反驳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此人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