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列强一再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是
王夫之认为,不能离人而别有天,不能离欲而别有理,“随处见人欲,即随处是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这一主张
梁启超评价一位儒学大师的著作时说:“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即卢梭《社会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高贵产品之一。”他评价的是
“即便把中国哲学压到最低程度,都绕不开他这座高峰……‘心即理’的哲学命题使他开创了中国‘心学’,是当时唯一能与朱熹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文中 的“他”应指
李英华、武玉鹏在《董学特性新论》中指出:“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说,为统治者服务未必就是罪过,这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性质。武帝时西汉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有一定进步性。”在这里,作者引用周桂钿先生的说法,最有可能想得出的结论是
唐太宗在总结其治国经验时,提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理念,同时又认为“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押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唐太宗的治国经验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些学派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