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穿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鲁迅描述的这一现象反映了
某书云中国的“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作者旨在说明中国的三大发明
据《与公肃甥书》记载:“忆昔时邸报,至(明)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对“活版”理解正确的是
王夫之认为,不能离人而别有天,不能离欲而别有理,“随处见人欲,即随处是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这一主张
梁启超评价一位儒学大师的著作时说:“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即卢梭《社会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高贵产品之一。”他评价的是
“即便把中国哲学压到最低程度,都绕不开他这座高峰……‘心即理’的哲学命题使他开创了中国‘心学’,是当时唯一能与朱熹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文中 的“他”应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