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居住北京20余年(1897~1920),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下面这些资料中,他不可能留下的是( )
据中国档案材料,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顾问或专家共计1093人。1958年8月赫鲁晓夫访华,中苏达成协议:在华苏联顾问或撤回,或改为专家,以后将根据中国的需要继续派遣专家。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1957年有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对此理解不准确的是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1943年出版)一书说,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这说明蒋介石出版该书目的之一在于
在中国共产党某一时期的文件中有如下表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这一文件最有可能发表于
孙中山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说,“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其主要观点是
宋、明以来中国历史存在大量“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政治现象,有史料载,胥吏们“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对这一现象理解不正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