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他(指邓小平)把市场经济称做‘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要求做到两者的‘内部统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开宣称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材料中邓小平“打破禁忌”的论断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多年。有人把武昌起义的发生说成是张之洞“种豆得瓜。”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
“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孙中山为改变这 种局面而采取的行动是
“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 责任,而政府代之,故人君与千百万个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提出这一观点最有可能的是
清末自强运动时,恭亲王有一段话,颇能反映其主张与做法:“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一则权宜之计,一则久远之谋。”恭亲王的“法”及“久远之谋”各指
“经济足匡时,筹楚饷、克杭城、平粤寇、底定关陇回疆,尽瘁江闽,先幕后官,遍历艰苦成铁汉;诗书能报国,精天文、熟地理、详水利、谙练吏才兵略,兼通洋务,出将入相,不求温饱是真儒。”该题词称赞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