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对以上思想理解不正确的是
中共“八大”报告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由此可见,这个报告( )
1934年7月《纽约时报》称:“在蒋介石总司令的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这反映了( )
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说,“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提醒学生说:“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在这里,胡适强调( )
1902年2月,清上谕“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1903年3月,谕令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并强调要率先拟出,尽快颁行。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清政府这一决策,主要是( )
下图为清朝顺治九年(1652)——光绪十四年 (1888)国家财政税收结构变化图表(据申学锋《清史研究·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编制)。由此可以推知清朝在此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