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与巴黎和会时的五四运动都是爱国救亡运动,但两者的规模与影响差别甚大,其主要原因在于
《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指出:“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第二,还要……能看到出路,……深信只要奋起救亡,勇于变革,就可以改变目前的艰难处境。”下列能够反映20世纪中国面临着两种形势的史实是( )
某历史学家认为:“严格说来,□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根据材料和所学,判断“□”描述的历史事件是( )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观点显然不适合用于评价( )
有学者认为,“近代条约制度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对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某史学家说:“对于西方的挑战,中国的反应之所以迟钝,是由于中国社会在19世纪中叶面临很不平常的历史环境。内部事务万分火急,至于对西方则可以暂缓一步。”这里所讲的“西方的挑战”最主要是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