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学查阅1970年某份老报纸时看到以下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口口口政策已在国际生活中得到了有力的确认,因为它在人类处于灾难的边缘的时候指出了摆脱黑暗的冷战时代的出路……必须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该报道中的“□□□”部分字迹不清,它最有可能是
“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下列史实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19世纪60年代,democracy传人中国,时人便译为“民主”。后来有人觉得不妥,便译作 “民政”(注:“民政”在古代中国是“为民之政”之意,有司空、司徒这样具体、琐碎的八个部门构成)。1903年,梁启超又改译作“民主”。中国人对democracy概念理解的演变说明了
据徐柯《可言》记载:辛亥革命后一些城市中尽管政府严令剪辫,不少士绅仍“视无发者如同仇敌”。有的城市公然成立了“保辫会”“复古会”,认为“剪辫即系投洋”,以致20世纪20年代“辫发犹所在皆有”。这一记载表明
“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含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能够论证陈旭麓先生这一观点的是
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贫富不均,劳资矛盾尖锐,“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应该防患于未然,因此他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