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当时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这种超出寻常的战争承受能力的客观条件是
1919年,梁漱冥指出:对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民国初年刚建立的法治;第二要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下列各项表述中,与梁先生观点一致的是( )
1916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他认为“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穷者”。下列对此观点理解准确的是( )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此“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作者的观点是( )
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权度(指度量衡制度法)》,规定“权度以万国权度公会所制定铂铱公尺、公斤原器为标准”。为照顾各地传统习惯,将权度分为旧制和新制,两制同时使用,并规定“所有公私交易……之权度,不得用以外之名称”。这些措施( )
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时,南京临时政府曾这样承若:“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变,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侍卫人照常留用。”但1924年冯玉祥却利用武力强行将清帝溥仪赶出了故宫。胡适认为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的这一态度说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