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钱穆把汉代武帝以后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他认为:“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知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促使“农民政府”到“士人政府”转变的关键是
1907年,美国国务卿罗脱正式通知中国:“从赔款一开始本国政府就有此意向,……原来估计的数字以及赔款(庚子赔款)支付总数应予修正,并作为与中国真诚友好的一个证明,自愿免除超出中国应向美国国家和公民赔偿之外的那一部分赔款的法律义务”,并明确规定将退款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不得挪作他用,史称“庚款兴学”。以下对“庚款兴学”解读最准确的是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在此蔡元培认为,义和团运动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沉沦”的谷底到“上升”的转折时期。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沉沦”和“上升”的转折点是
1895年《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这一规定折射出日本的实际目的是
清朝末年,外国棉纱涌入苏北地区。在徐州府睢宁县,户户织棉,“谓每尺布可省钱十余文,诚无衣者之乐事也。”据负责苏北地区进出口商品的海关观察,“未闻此等自织布匹”对外销售,而“(苏北地区)原洋布减销十五万五千余匹”。以上材料可用来说明苏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