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载文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今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该文发表的历史背景是( )
“方今机器之利,粤人知其益者,十之八九;两江闽浙,十之二三;河洛以北,万不得一。名卿巨公,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亦半。”对此解读准确的是
有历史学家认为,在近代中国“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这一认识主要基于当时
1863年,李鸿章正全力准备进攻苏州的太平军,上海27家洋行联名向他提出,他们愿意出资修筑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由此路以扫逆氛,其便捷轻利,莫有过于此者”。对该建议认识正确的是
“海者,闽人之田”、“潮漳以番舶为利”。宋朝以来,出海贸易被视为沿海居民衣食之源。明朝倭寇成患,甚至中国沿海平民一度成为倭寇的主体。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史载:“(16世纪末)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货铁而北。近年惠、潮(今广东惠州、潮州)铁罄,客商艰于得铁,多怀空银回家。”材料反映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