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1850年到1899年,中国人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4:1;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2:1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著作多两倍。这一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 )
有学者说,因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问题、为走路而准备着。这里强调的是辛亥革命()
清咸丰年间的《上海新报》曾登载:“因上海地方五方杂处,各商贾或以言语莫辨,或以 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出版报纸“贵乎信息流通”,“可免经手辗转后宕延,以及架买空盘之误”。由此可推论出上海创办报纸的目的是()
“冲击-回应”曾是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强调“挑战-刺激-机遇-进步”的关系。下列选项中,符合这一模式的对应关系是()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该材料从本质上表明()
有人这样评价一部著作:“它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无论是政治理想、生活理想还是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都围绕着民生境遇和人生境界,体现着对于人及其命运的终极关怀。”这部著作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