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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梅玉荣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在百年庆典之际，清华人常常谈起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可谓就任于危难之际。那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动荡，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校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此后不到10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梅贻琦治校期间，校务采用分层负责制，讲民主，又法度严明。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
同时，礼遇教师也是清华得以兴旺的重要因素。梅贻琦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最有影响的事例是对华罗庚的“三破格”：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梅贻琦破格录入清华大学；又破格从一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并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平时不苟言笑，开会很少说话，人称“寡言君子”，有学生作一打油诗调侃其谦逊含蓄：“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一时被传为笑谈。实际上，如果非要他报告或讨论，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虽话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便隽永深长耐人回味。陈寅恪曾大发感慨：“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7年，国难当头，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掌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共同主持校务，此后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由梅贻琦执掌。在此期间，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一次家中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在战乱频频、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管理井井有条，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其高风亮节广受赞誉，被称为西南联大的“船长”。
1946年9月，梅贻琦辞别春城，回到北京，继续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梅贻琦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两个星期后，人们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国内有校友集资栽种的花木，叫“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不解之缘。由生到死，梅贻琦一生只干好这一件事：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提升了清华的声望。
（选自《做人与处世》2011年第13期，有删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在国内形势动荡的情况下，梅贻琦临危受命，挑起清华校长的重担，尽管当时校长被赶是常事，但他却深得学生拥护。

B．梅贻琦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因而在他主政清华时期以通才教育为唯一要务。

C．华罗庚曾经得到梅贻琦的破格录用，并被送到英国深造，最终成为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也一直对梅贻琦心存感激。

D．曾有学生作打油诗调侃梅贻琦为人不苟言笑，话语不多，但他做报告或讨论，却能其做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E．本文以梅贻琦与清华的不解之缘为线索，描写了他勇担重任、使清华走向辉煌的经历，表现了一位学者的严谨学风。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不到10年时间，便使清华大学声名鹊起，这是什么原因?请简要分析。
从全文看，应该怎样理解题目“一生清华，一世清白”?请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