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说:“在此以后,外国渗透中国的方式从外贸领域扩大到投资、生产、销售、金融各个领域,直接改变了原有的小农——手工业生产方式,使中国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都日益陷入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地位。”这里的“在 此以后”是指( )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在经过了几百年风霜雪雨的洗礼之后,他理想中的经济自由化竟然在现实中会遭遇如此的困境,并出现如此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为()
20世纪初,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英国)普通公民早上被美国闹钟叫醒,……从早餐桌旁站起后,这位公民匆忙走出家门,赶一辆纽约制造的电车,……在那里,他走进‘杨基’电梯,电梯将沿着美国人装的梯轨线把他送到办公室。毫无疑问,他办公室里的所有用具都是美国的。”文中反映的情况说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是()
1524年,西班牙人说:“以前我们在世界的边缘,现在在它的中央了,这给我们的命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基督教的理想是扩张的凝结剂,使各种各样世俗的要求罩上神圣的光圈,不管是到东方来的达·伽马还是到西方去的哥伦布,都是把宗教目标和现实目标糅合在一起,无法区分。”这表明新航路开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