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正处于一个能够容纳世界整体的共同文明的过程之中。所有文明已经、正在或将要受到它的冲击。然而,即使假定世界上所有文明或早或晚终将采纳相同的技术……我们在长时期内仍然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布罗代尔强调的是( )
五四运动被称为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的文明以挽救中国。“新”的主要表现是
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这一“对外体制”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在此梁启超强调了
晚清一著名人士提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徒使洋货流行”。建议“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这种主张被正式推行是在
《国富论》写到:“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式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使能在国内外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100多年后严复折服于这些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因为亚当·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