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11日《申报》发表《战必胜说》一文,从中国传统的战胜之道——天时、地利、人和来进行分析,认为日本东京地震是天心示警,此失天时;海口众多,处处可攻,此失地利;党派林立,人各一心,又失人和。而中国自仿行西法以来,“凡事皆一洗因循之习”,军队历练,民众同仇,所以对日本“尚何有惧哉?”这表明战前( )
当得知国民政府将要进行北伐时,莫斯科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926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魏经斯基到达上海,劝说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放弃对北伐的支持态度。苏联方面反对北伐的原因最有可能是
1922年,陈独秀在《造国论》一文中说:“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状况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陈独秀这是在解释和宣传
下表反映了1912-1921年我国民族工业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是
A.轻工业发展较快 B.地区分布失衡 C.重工业发展较慢 D.工业结构比例失调
民主人士章乃器曾说:“我们在不久以前,还在欢呼北伐的胜利,以为……我们这样生活在租界的人也可以不再受外国人的轻视、侮辱了。孰知大好形势突然逆转,国家又濒于危亡,悲痛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语形容的。”这种“悲痛的心情”源于
“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这种主张可能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