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时曾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材料最能表明唐太宗( )
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钱穆先生评价说:“周公摄政七年,而始归政于成王,……于是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王氏(王国维)谓因先有传子之制而始封建。未窥周人政治上之伟大能力所在也。”材料认为王氏的误判是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他的)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又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在钱穆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全体,没有人可以例外;同时人人都应当获得同等的权利。”材料着重论述了
文明史学者认为,从隋唐到宋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是文化的下移,即“从世族垄断文化的状态转向庶族士人的活跃,再转向市民文化人的出现和活跃”。这一趋势出现的背景是 ①科举制度的实行②城市商业的繁荣③印刷技术的应用④中外交流的扩大
宋明理学家普遍倡导“存理去欲”的休养论,“格物”、“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齐家平天下”的功名论,其根本出发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