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同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诉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意在强调条约的签订
“千秋功业范公崇,贤圣于怀百代宗。御外内安裕家国,儆贪儒立挽颓风。”这是后人对范仲淹的高度评价,范仲淹“庆历新政”中使“儒立”的措施是( )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上的大毛病。”以下各项表述中,最能体现钱穆这一观点的是
根据秦朝官制,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史称“三公”。但太尉一职始终空设,在此背景下,御史大夫的实际作用是()
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就社会转型的问题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按此次序排列,在中国近代化进程出现的代表人物应该是()
洋务运动一位代表人物说:“中国积弱,由于思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之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上文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