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同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诉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意在强调条约的签订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这段论述表明顾炎武
“明清之际思想批判的实质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跃,他们使儒家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对此理解准确的是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与这种说法相符合的思想家是
董仲舒新儒学认为“受命于君,天意之所予也”,但也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对其内涵理解最准确的是
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县令;李白傲睨权贵,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呼声,一生狂放不羁,隐逸行乐。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处世准则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