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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两点，叙述事实或表达意见。无论是哪一点，文章都应该写得明明白白，让人家看得懂，否则不是白说了吗?但是有些事，作者或不愿说，或不能说，或不敢说，不说又心有未甘，或想留个历史记录什么的，于是遮遮掩掩，转弯抹角。结果是，说了好像没说，没说却又说了一点。那种“既怕别人看不懂，又怕别人看得懂”的尴尬为难，是写文章的人最辛苦的事。
中国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圣人又以“温良恭俭让”垂教后世，写文章的人左支右绌、欲语还休，主因在此。
《陈情表》中李密说：“……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那句“舅夺母志”，就是“母亲原意守节，但舅父强迫她改嫁”的意思。照李密所说，他出生六个月父亲就过世了，李密母亲当时年龄也许只有十六七岁，怎可守寡一辈子?但在那个年代，改嫁是不光荣、辱门楣的事。李密想来是不愿讲的，但不讲就接不上祖母刘氏含辛茹苦抚养他的情节。不能不说，但又不能说得太白，“舅夺母志”就成了为亲者讳的千古名句。
为贤者讳则是一种宽谅的品德，是与人为善的情操，向来受中国文人的尊重与信守。史家蒋廷黻说，林则徐广州禁烟，幸亏朝廷把他贬谪，否则战事一起，他可能就是“海上苏武”叶名琛。据今天某些史家看，林则徐当年禁烟，可以做得更周到、完善一些，但他是“民族英雄”，大家就不加深论了。
其实，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还比较容易处理，最难的是为尊者讳。所谓尊者，多指在上位的人，也就是有权有势之人。如不讳亲者，不讳贤者，最多于心不安、受人批评而已。但不讳尊者，轻则关系职务、收入、仕途，重则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就非同小可了。
但有那些是非心、使命感特别强的人，像（《知识分子论》的作者萨义德教授一样，认定“知识分子应向有权者说实话”。可是现实环境不准说得太清楚啊，那就委婉一点， “巧言令色”一点，能说多少是多少吧!  
为尊者讳那种“既怕看不懂，又怕看得懂”的苦楚，比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情境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今人总以为，古代皇帝专制独裁，没有人敢不为尊者讳，说他们的不是，其实并不尽然。唐太宗时，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管起居注。有一天太宗问他，起居注都记些啥事，我能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起居注记人君言行，好的坏的都记，好使皇帝不敢为非作歹。它是留给后人看的，皇上不能看。太宗追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很干脆，职责所在，怎能不记?君臣对话如此，已经很僵了。不料黄门侍郎刘洎又在旁边插嘴：“人君有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居上位者必须有此认识：不让今人说实话，后人也必然会说出来，因为“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敬畏历史的领袖，必得为“明君”，方受史家肯定。
下列关于中国文人写文章“左支右绌、欲语还休”原因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人秉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写文章时有所顾虑，遮遮掩掩，拐弯抹角。

B．写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两点，叙述事实或表达意见，这两点使得中国文人不能将文章写的明白。

C．作者有些事不愿说、不能说或不敢说，又想留个历史记录，“既怕别人看不懂，又怕别人看得懂”。

D．中国圣人“温良恭俭让”的教诲，对中国文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写文章时左支右绌、欲语还休。

下列对文章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第一段由写文章的目的入手，来表现写文章的人“欲语还休”的尴尬为难处境。

B．文章第三段以《陈情表》中“舅夺母志”表述为例，表现文人有为亲者讳的传统。

C．文章第四段借林则徐例来表明为贤者讳是文人忌讳中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

D．文章最后一段重在表明“居上位者”需让人说实话，敬畏历史，方可受到史家认可。

下列对文章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史学家不深论林则徐禁烟时的不周之处，体现了史学家为贤者讳的宽谅的品德和与人为善的情操。

B．《陈情表》中的“舅夺母志”是李密“为亲者讳”而不得不编造出来的，并非真的有母亲改嫁之事。

C．不讳尊者，轻则关系职务、收入、仕途，重则有牢狱杀身之祸，所以作者完全不赞同萨义德的看法。

D．古代皇帝专制独裁，没人敢不为尊者讳，褚遂良、刘洎等人也无一例外，对上位者不敢以实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