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认为:列强支持清政府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们要清政府保持腐败与懦弱的状态,因而只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遇事妥协让步;一方面又想使它具有足以镇压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以造成有利于外国侵略者的内部安定秩序。最能体现列强这种政策的条约是
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认为:德国再次挑起世界大战有其内在的人文因素,犹如“灾难的种子”。这个“种子”指的是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在经过了几百年风霜雪雨的洗礼之后,他理想中的经济自由化竟然在现实中会遭遇如此的困境,并出现如此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为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此处梁启超批评了我国的传统史学的缺点是
“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种神圣……为人民所抛弃是毫无疑问的。”引发这种变化的历史事件是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这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