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对日本宣战,说是日本有了一系列“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挑衅举动,中国忍无可忍才付诸武力,对日开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诏对中国宣战,称中国首先破坏了东亚和平,所以日本挥拳出手,要求臣民竭尽全力对中国作战,不过十分显眼地也加了一个前提,即要求上述的举动“不违反国际公法”。该材料表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
鲁迅说:“至于中国所谓的手段,在我看来,有时应该说有的,但绝非‘以夷制夷’,倒是‘以夷制华’。”近代中国由“以夷制夷”向“以夷制华”的转变,反映了
“义和团对洋教和外国的侵略者充满争议的怒火与仇恨,对洋人洋事物则持偏狭的盲目排斥态度,从而形成拼死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性与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的特殊现象。”据此判断,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方镇》中说:“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乎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 黄宗羲这段话的主要意图是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所有这类文件都必须先由大臣审阅然后呈交皇帝。利玛窦认为中国明朝时
“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朕欲……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由此可知,这位皇帝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