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由此可见
历史学者姚海在《俄国1917年的“电报革命”》中写道:“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在首都彼得格勒是以工人和卫戍部队的起义取得胜利的。但在外省和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接受了彼得格勒革命的事实。”学者把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电报革命”的出现突出反映了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这是因为
1870年前后,湖南、江西、江苏、湖北、直隶等地教案频发。民间传言,“或称教堂拐骗人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此类传言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它标示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它标示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显而易见的。”材料中的“它”是指
《英国政治制度史》:“1689年下院提出《三年法案》,威廉三世立即否决。直到1694年出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威廉三世才签署了此案。1 692年下院提出《任职法案》,先是被上院否决,次年又被威廉三世否决。”对以上材料的理解,不正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