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制国用,从古然也。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宋代这种情况突出反映了( )
1900年6月,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下,上海道台余联沅等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有人感叹“南北判若两家”。因为这件事发生时
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的吕祖堂是目前我国仅存的较完好的义和团坛口,现为义和团运动纪念馆。后殿陈列的当年使用的传单和神牌上供奉着宋江、燕青等名号,显系效法梁山好汉。这表明
谭嗣同1896年在《仁学》一书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这句话旨在说明
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1894年估计约有1亿多美元,到1914年时已增至9.6亿多美元……这些投资有很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国外的资本流入,而是由对中国的暴力掠夺转化而成的。例如‘庚子赔款’有一部分就转化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投资”。(摘自林增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郑观应《盛世危言》载:“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麦语人曰:‘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学管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问船炮之利,某厂价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该材料主要说明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