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否则,远东的暴力和动乱“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他的主要目的在于
地名的变迁往往记载着历史的变化。近代历史上,北京的东交民巷曾被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大街),兵部街改名为Rue Linevitch(孪尼微支路),台基厂街改名为Rue Marco Polo(马可波罗路)……东长安街被改名为意大利街,崇文门内大街改名为克林德(德国公使)街等。这一现象出现于()
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说:“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此评价最适用于
1896年,英国商人在杭州开设工厂也是合法的。其设厂的依据有 ①“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②领事裁判权的规定 ③《马关条约》的有关规定④《辛丑条约》的有关规定
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切尔惊异地说:“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开放贸易10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立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一半……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出现这一结局的根源是( )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中外条约规定: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应缴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条款侵害了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