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商王的世系,但长期以来并不能确定该记载是否真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史记》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以下说法最准确的是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这反映出
1907年,美国国务卿罗脱正式通知中国:“从赔款一开始本国政府就有此意向,……原来估计的数字以及赔款(庚子赔款)支付总数应予修正,并作为与中国真诚友好的一个证明,自愿免除超出中国应向美国国家和公民赔偿之外的那一部分赔款的法律义务”,并明确规定将退款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不得挪作他用,史称“庚款兴学”。以下对“庚款兴学”解读最准确的是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在此蔡元培认为,义和团运动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沉沦”的谷底到“上升”的转折时期。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沉沦”和“上升”的转折点是
1895年《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这一规定折射出日本的实际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