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之父”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不得人心,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可见,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应①兼顾道义与公平 ②持自由放任态度 ③采取平均主义 ④关注社会底层
公元前5世纪的一天,全体雅典公民集会于卫城。人们对泰米斯托克利言论纷纷,说这位民主派领袖、反波斯英雄正变得专横跋扈,并将他的名字划在碎陶片或贝壳上,最终他得票过半而遭放逐海外。由此可见,古代雅典民主是
伯利克里时代,雅典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立即治罪。”根据这项规定,有些人遭到陪审法庭的审判。这表明
中共“二大”在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至日趋穷困和痛苦。”这表明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各省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只有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才可能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这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
20世纪30年代前期,“左”倾错误领导人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左”倾错误的表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