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载“秦始皇为‘黔首改化,远迩(近)同度(法度)’,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统一文字、大规模移民、经济上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在荀派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的思想基础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任务。”这表明“行同伦”的目的是
开元十年,唐玄宗向天下颁布他写的《孝经注》,开元二十一年,玄宗又完成了《御注道德经》,开元二十二年又颁布了他注释的《金刚经》。唐玄宗的这一做法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云:“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英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此话强调,君主应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一观点最有可能出自
《孟子•尽心》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据此可知,孟子强调
《庄子•天下篇》记载:“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这段话描写的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