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在《不平衡发展:20世纪历史与现代化》中说:西方现代化在二战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修补和修正,“修正的方向是企图‘超越’民族国家,但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面上对它进行‘越位’,从而对它的主心骨——国家主权实行分解。”其中的“修正”开始于 ( )
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主张:“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在近代中国“汲取欧洲文明”的过程中
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在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革命过后的社会民众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他还说:“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陈旭麓的论述旨在强调的是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宜布退位,有人因此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一观点认为中英两国的“光荣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有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由此可见
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中说:“在中国国内,败给日本和拳乱的灾难性后果使统治集团认识到,继续阻止改革将是徒劳无益的。其后十年之内发动的颇具朝气的现代化运动,引进了新观念。”这里的“新观念”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