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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和钱钟书——两种不同的诗学范式（节选）
胡晓明
对于诗学，陈寅恪最大的贡献可能正是证明了中国诗与西方诗根本的不同。西方诗长于宗教性的体验，中国诗长于现实人生的体验。陈寅恪认为中国诗最高的典范是杜甫。杜甫的诗歌既是个人的生命年谱与生活日记，同时又是唐代社会的诗体年谱与历史实录。尤为重要的是，杜诗中表现了唐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灵魂。这是一般人的研究无法达至的地方。而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正是深入发掘杜诗与唐代社会的生命般的联系，凸显杜诗的文化性格。
而钱钟书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他最终证明的是中西诗学相通的文心诗眼。这个“心”“眼”，乃在心理、智慧、情感类型的审美情趣。《谈艺录》与《管锥编》中对杜甫诗句引述考论，竟然没有一条涉及杜诗中表达的重大史实，甚而没有一条涉及唐代的典章制度与杜甫所切身感受的时代问题，易言之，没有一条是知人论世的读杜心得。钱钟书的着眼点在于杜诗中所蕴含的诗艺渊源、美感欣趣、风格情调、诗律细末、修词巧术，以及心理学内容等。如此之多从差异的一面看，陈寅恪与钱钟书的对比是学术规则的不可通约，但是从相通的一面看，陈寅恪与钱钟书的智慧又可以同时被我们分享。
以两人对杜甫《哀江头》中“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解释为例。陈寅恪强调的是兵乱黄昏之时诗人“眷恋迟回”的苦情，而钱钟书则着重的是“丧精亡魂”之际老人“衷曲惶乱”的心状。陈的说法是回到历史当下，回到杜甫其人，钱的说法则可以引申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普通的人性。尤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补充说：“破国心伤与避死情急，自可衷怀交错”，这无疑是包容了陈寅恪的说法而更为合理入情。这样当然增加了杜诗的文学魅力，也印证了诗无达诂的阐释真谛。由此可见，陈寅恪与钱钟书的互补，并非完全不可能，而有意味的互补恰可以达致中国诗学自身丰富深邃的魅力。
写到这里，有必要指出陈、钱诗学范式中极易被人忽略的另一层重要的相通性。一般人都能了解钱钟书非常重视解诗工作中的想像、联想能力，而以为陈寅恪只会凭材料作理性的证明与逻辑的挂搭，而完全漠视想像能力。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陈寅恪不仅早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著名的解释理论，即“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与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而且在他失明膑足的晚年，又以八十万余言的《柳如是别传》，实践了这一理论。
于是我们可以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陈、钱都注重解诗人的想象力，却在学术方法与风格上有如此强烈的反差？说到底，学术的不同最终是学者人本身的不同。在解诗方面，陈、钱都不愧为“艺术家”。然而钱是智慧型的解诗艺术家，他那浓厚的智者品性、他那慧光四溢的探索意趣，都不能不最终自觉发展成熟一套打通四部、破体成文的方法。而陈寅恪则是情感型的解诗艺术家。这种“情”当然不是一般日常人生之“情”，而是对于历史文化近乎宗教般的痴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的诗学范式，其实是不可学的，因为他们的底子正是生命与性情的延伸。
陈寅恪诗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分别是什么？请根据文章内容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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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文章中画线句子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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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述本文的论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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