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学者针对史学界长期存在的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义和团运动针对铁路和电线杆的破坏,并不是单纯的发泄,或者对西方文明的“敌视”,而有现实的原因。在攻陷涿州前,义和团从没有对铁路、电线杆进行过专门破坏。到涿州后,为阻止清军的进剿,义和团才动手破坏铁路。另外,切断清军、联军的交通与通讯,也是义和团破坏电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观点说明,在评价历史事件时要
“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软的和硬的限制君主暴政的理论。于是,在天子之上,就有了道理、法律、天道。官僚们既可以依据这些理论来对君主实行软的教育,启发其自律。如不奏效,则施以硬的强谏乃至废黜。实际上,在中国存在君主的时代,多数情况下,官僚们正是依据这些理论来左右名义上尊崇的君主,主导政治运作。”作者强调( )
南朝人名常有寓意。如文学家任昉,字彦昇,小字阿堆。其中“昉”暗寓任氏为齐地高门;“昇”暗指任氏随南方习俗;“阿”是吴地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堆”比喻他为南方阜上的鸟,一飞冲天。任昉的名字主要反映了()
许悼云先生在其《西周史》中说:“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先生对“封建”的评价主要是基于( )
中国近代考古学家罗振玉在其著作《殷墟书契后编》中评价某一制度时说:“度才而使之,程能而任之,朝不道则夕斥之矣,夕不道则朝罢之矣。……其操纵由一己,其呼吸若一气,其简练教训如亲父兄之于子弟也。”此制度为( )
1852年,一位在华英国人在报告中称,英国商人运往伦敦的中国生丝是以“无用的”曼彻斯特上等棉布包装的。而在此之前,用于包装的主要是中国产的土布。包装布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