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20世纪历史与现代化》中说:二战后人们企图修补这个社会……修正的方向是企图“超越”民族国家,但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面上对它进行“越位”,从而对它的主心骨——国家主权实行分解。 最能体现这种“越位”的是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一观点最有可能出自
《孟子•尽心》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据此可知,孟子强调
《庄子•天下篇》记载:“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这段话描写的应该是
著名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好,宋代就太差了。”由此判断,他评判地方行政好坏的主要依据是
有学者指出,“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即中书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行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由此可见,元代行省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