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界的“西学东渐”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由照抄照搬到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体现这两个步骤的标志性事件是
马歇尔计划要求受援国成立一个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先后与一系列受援国签订多边和双边协定,逐步削减了西欧国家间的关税壁垒。这主要反映出马歇尔计划
面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要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这说明
1930年6月,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写到。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表明
1919年5月11日时事新报刊登《对于国人之大警告》一文指出,南北政府中“无一可恃之人,无一非巧取豪夺,日与吾人为仇为敌,其思想,其行事,无一能与平民政治相容”。这段材料
晚清时,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曾廉认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叶德辉说:“与其言变法,不如言变人。”徐致祥认为“变人”之道无他,只须给皇帝开经筵讲理学就行,因为孟子说过“一正君而国治矣”。下列主张与三人思想一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