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在论述科技发展时说“知识边疆的自主扩张不仅产生了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实际成果,而且工业界现在可以作为客户从实验室订购迫切要得到之物,就像工厂发货一样。”这种现象的普遍出现始于
鸦片战争后,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清朝原有的法律体系随之发生改变。《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初制定的海禁律例从根本上被打破。1870年,《大清律例》新增打击拐卖人口出洋、允许华民出洋务工的条文。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以保护海外华侨。上述材料说明( )
清廷改革受西方法律影响明显
条约体系与中国国内法关系密切
清朝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
清政府通过调整法律以应对时局
科举及第人数是衡量区域社会流动、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等程度的重要指标。如图为明代湖北进士及湖北籍人物著作分布情况。由此可见( )
人文环境与人才选拔相互影响
交通条件制约人才分布的格局
政区等级与文教水平保持一致
文化成就与人口升降密切相关
宋代依据有无田产,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如表是北宋宝元元年(1038)和元丰元年(1078)三路主户、客户的统计数据,表中客户比率变化反映( )
土地兼并程度加深
地域经济差别扩大
商品经济发展加快
贫富差距逐渐缩小
唐代初期,太宗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由于边远诸族聚居地生产相对落后,无法执行内地赋役标准,朝廷依据实情实施轻税政策,如建中元年(780)规定:“诸边远州有夷僚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必同之华夏。”上述材料集中体现了唐朝( )
采取灵活政策促进民族交往
重视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调整经济政策推动区域发展
坚持推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司马迁认为,在推翻秦王朝过程中,项羽是天下诸侯的盟主,“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故而在《史记》中将项羽列入本纪。唐代史家刘知几则指出:“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两者认识不同的根源在于( )
史书编纂体例的选择
正统观念的左右
历史叙述原则的取向
情感倾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