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巴克勒在《西方社会史》一书中指出:“(‘二战’后)西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而经济的进步又加快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的步伐。因此,这个源于西方社会对二元革命执着的追求的伟大承诺,终于在战后时期那光辉的成就中得以实现,它出现于18世纪后期的法国和英国,它暂时消除了大萧条带来的痛苦和纳粹极权主义带来的恐惧”。材料中的“二元革命”是指
1859年,洪仁玕提出由私人集资筹建“书信馆”,并用火车运送邮件,“以通各色家信”。这反映了
俄国一外交官谈到:“英约内的条款,规定长江沿岸于内战终止之后,沿长江帝国内部航行的开放,明白表示了英国内阁蓄意要居中镇压叛乱,在中国最富庶的工厂区内,这一乱事现在是英国扩张商业的唯一障碍了。”“这一乱事”是指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这反映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针对某条约的某条款,大学士桂良认为:“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北京)无益,必将自去。”此事发生在
比较《两国政治权力结构示意图》,得出正确的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