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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活动，一般说有“超然”和“参与”两个方面。“超然”，是指超然于一般社会生活之上而特别地致力于文化责任；“参与”则是以其知识、理想等影响与改造社会生活。借中国古人之用语，大致可以区分为“出世”与“入世”。就“入世”讲，这一因掌握了知识而思考更具“普遍性”的群体，自古就形成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孔子曰“爱人”，墨子曰“兼爱”，孟子说“民为贵”。他们深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以“平治天下”为“舍我其谁”之重责。由此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弘大气象。同时，也培育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其民者，忧民生之艰辛也；忧其君者，忧肉食者之失德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所谓“邑有流亡愧俸钱”，都反映了那种战战兢兢、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确实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谈到“出世”，人们随即会想到道家与隐士。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界与政治界截然两分，各有职能，居知识界内从事分内工作，并不得谓之“隐”。但古代的“士”为王朝官吏之主要来源，若不为官则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常无着落，于是“仕”与“隐”便形成鲜明对照的不同人生选择。庄周向往“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无待”境界，君主“欲以境内累”而不受。这是一种对超越精神境界的探求。儒者虽以“明道救世”为务，但也并非不讲“隐”。《礼记•儒行》：“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孔颖达疏云：“言君虽分国以禄之，视之轻如锱铢，不贵重也。不臣不仕者，谓不与人为臣，不求仕官，但自规度所为之事而行。”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自有“所为之事”，如“博学习文”之文化责任，“砥厉廉隅”之人格完成等，未必要“与人为臣”。故古之儒者，亦不乏“累征不就”，而“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之人。无论儒道，“隐居以求其志”，都是“士志于道”的一种形式。今人多以隐居为消极退避，对“独善其身”颇多非议。其实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又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知“独善其身”原乃穷亦坚守节操之意。所以，“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无心爵禄、甘心林泉、潜心道艺之举，自古就被看成是难能可贵的高尚行为。如果说“入世”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与理想的履践，“出世”则集中反映了其对文化的自由创造和个体的自由人格的追求。对不同个体，在“入世”“出世”上完全可以有不同选择；但就整个知识群体来说，二者却决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下列关于古代知识分子活动“超然”与“参与”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超然”是指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与人为臣”，超然于一般社会生活之上而特别地致力于文化责任的生活态度。

B．“参与”是指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重任，以自己的知识、理想等影响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生活态度。

C．“参与”是一种“入世”的态度，它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以为己任”“平治天下”等知识分子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D．“超然”是一种“出世”的态度，在古代社会中与道家、隐士有关，是与儒家所提倡的“士”应尽的社会责任相违背的。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古代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它的形成，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中具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B．“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孟子提出来的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处世哲学，以现代人的观点看，“独善其身”是不值得提倡的。

C．“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是儒家代表人物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D．“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是庄子设想的一种“无待”境界，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一种对超越精神境界的探求。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孔子的“爱人”，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民为贵”，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都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百姓生存的一种忧患意识。

B．在古代，知识分子或“仕”或“隐”，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若“仕”则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若“隐”则无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C．“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千古流传的名句，都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的责任意识。

D．在古代，知识分子在“入世”“出世”上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对社会责任与理想的履践和个体的自由人格的追求上两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