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指出,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是指
郭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把人类文明的交流划分为三个时期:1500年以前称之为遭遇时期;1500年—19世纪末称之为冲击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则是相互作用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西方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形成巨大冲击的表现有①经济掠夺和商品输出,破坏了东方传统经济结构②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了东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③民主思想的传播,冲突了东方传统思想观念④东方物产的引进,丰富了欧美居民的日常生活
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段话说明列宁主张
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中写道:……社会的全盘重建是必要的,而这一伟大任务只有具有不受拘束的坚定且无情的政府才能完成。……美国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摒弃英格兰的政治遗产;相反,美国政治重建的设计师试图保持并完善这种遗产。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欧洲经济史》描述了18世纪中期以来欧洲某些地区出现的现象。“贵族的炫耀生活,受到财富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仿效,甚至受到挑战。虽然他们有时被人轻蔑地说成是“暴发户”,但是,他们的购买力形成了他们自己竞相仿效的基础”。这段描述说明
某史学家说,新航路开辟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既促进着全球的联系,又造成了“全球分裂”。这里“全球分裂”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