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献通考》卷33载,“(顺治四年)户部议复两广总督佟养甲疏言:‘佛朗西国人寓居濠镜澳,以其携来番货与粤商互市,盖已有年。后深入省会,至于激变,遂行禁止。今督臣以通商裕国为请,然前事可鉴,应请仍照前明崇祯十三年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载货下澳贸易可也。’上从之”。这段记载充分说明
在近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但后来又提出“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进行。”导致这种认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马丁·路德这样描述他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塔楼的“福音体验”:“我夜以继日地思索‘上帝公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它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上帝的公义’真正指的是上帝以恩惠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即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意义。”马丁路德“福音体验”的重大意义在于
《射猪斩羊图》是义和团运动时散发的宣传揭帖。观察图,从中获得的信息不正确的是
航海法公布后,除本国船或生产国的船外,其它船不准运送货物进港,如果一条荷兰船要将羊毛运到纽约,不准卸货,要从牙买加运糖到伦敦,也不可以。”此航海法的公布体现的经济思想是
梁启超在1923年撰写的纪念《申报》创办七十周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学西方,第一阶段是学器物;第二阶段是学制度;第三阶段是学精神文化。以下各项中,属于第二阶段的代表性主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