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指出:“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历了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第二,还要这个民族能看到出路,燃烧起新的希望,深信只要奋起救亡,勇于变革,就可以改变目前的艰难处境。”下列能够反映20世纪中国“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和“奋起救亡,勇于变革”的史实是
下图为中国古代某政治制度的制度汇编的目录,此制度按职能划分属于()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历史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文中的“革命性和民主性”是指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下列观点与材料的看法相似的是
罗素指出:“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样的思潮中,人的活动应当以其自身价值而受到重视,科学的探索因此也开始以新的惊人步伐向前迈进。”对此材料理解最准确的是
钱乘旦在《不平衡发展:20世纪历史与现代化》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道奇妙的分水岭,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似乎意味着现代化的结束……西方现代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优势与弊端都已经十分清楚。二战后人们企图修补这个社会,修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修正的方向是企图“超越”民族国家,但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面上对它进行“越位”,从而对它的主心骨——国家主权实行分解。二战后西方修补资本主义、修正民族国家分别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