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持续了约三十五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却完全被忽略了。”——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更为可取的方面”包括
史学家陈旭麓指出,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变革过程中前后相接的三个历史环节。贯穿这三个历史环节的主题是
孙中山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反映了孙中山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剧,不外此十六字”。这段话的本质是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1850 年到 1899 年,中国人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 4:1;1902 年到1904 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2:1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 年,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著作多两倍。这一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
1874 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 诚未见其效也。……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 由此可知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