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近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古代中国什么都不禁,惟独禁人的本能。”假如你同意上述观点,主要依据是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他的)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又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在钱穆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评论某人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尔、炮尔、船尔、机器尔。”梁启超评论的“某人”是
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珀杜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19世纪40年代增长到300艘;在1760年至1840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上述变化的发生主要是因为
明清时期的一位学者曾说:“必有兄老先营货殖于前,子弟方得专事读书进取,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据此,可以得出明清时期
清人袁枚认为,封建是“道可行而势不可行”。他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对材料解读不正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