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皇仲裁下,划定了一条如右图所示的分界线。这意味着
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下表显示了四川学者吴虞1918年在成都和1923年在北京时的消费情况。根据傅斯年的观点,此表可以证明( )
A.当时北京的城市化水平比成都高B.近代中国东西部商业发展不平衡C.吴虞到北京后消费结构有所变化D.当时成都的享受型消费场所过少
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联系密切,关于“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讨论越来越多。《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认为:“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对“帝国”设想理解错误的是( )
卡顿在《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说:“大量美国工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垄断主义企业,并在萧条开始以后一个时期能人为地维持高价格。工业利润之高越出常轨,联邦税收政策偏袒富人。这种情形,也加深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致使1929年国民收人的26%落到5%的人的手中。这些国内的失调,至少在证券市场崩溃两年之前,就开始损害经济制度的健康。不过,使金融机构失常并引起连锁性解体反应的,还是酿成1929年10月证券市场崩溃的股票价格涨风”。根据上述材料,导致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有( )①垄断企业维持高价 ②收入分配不均 ③证券市场投机盛行 ④经济运行失调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此时能兑换成美元是( )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说:“我认为对于任何经济,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非常贫穷的面临许多问题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明智合理的策略,而任由经济发展,不采取任何调控措施是不合理的,这样会给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人民的生活及福祉造成极大困难。我一直深信中国在五十年代早期以及七十年代后半期之后,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材料中说的“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指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