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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新解
吴康零
汉代饮酒之风盛行，不仅官吏、富豪、文化墨客饮酒，一般百姓甚至奴仆也普遍饮酒。王褒《僮约》就曾严格限制奴仆饮酒的数量，“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当时城邑中出现了专门酿酒的作坊，市场上设有销售酒的商铺，路边道旁开有沽酒的小店，路上常见推酒的独轮车和挑酒的挑夫。在这幅酿酒、售酒、饮酒图中，“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千古佳话。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我国汉赋的奠基者。汉景帝时曾担任武骑常侍，后东游梁国（西汉封国）受到梁孝王的热情接待，写了《子虚赋》等名篇。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返回成都。因家贫，受临邛令王吉之邀到了临邛（今邛崃市）。一次，临邛巨富卓王孙大宴宾客，邀请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参加。酒酣，王吉请司马相如演奏古琴。相如知道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才貌双全，丈夫死去不久，正寡居家中，于是拨动琴弦，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早就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听到相如奏出的琴音中含有挑动之意，又从窗户中窥见了相如的翩翩风度，于是二人通过琴音产生了爱情。一天深夜，卓文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投奔司马相如住处，二人结伴驰归成都。卓王孙对女儿的叛逆行为十分气愤，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不久便一起回到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感到丢了面子，杜门不出。后经昆弟诸公反复劝告，卓王孙才改变态度，“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段史料，《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据此，通常的理解是，他们在临邛开了一家卖酒的小店子，卓文君坐在柜台内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负责跑堂刷洗酒碗酒杯。这种理解，未必妥贴。因为，《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他们“尽卖车骑，买酒舍”。这“酒舍”，可以理解为既酿酒又卖酒的酿酒作坊，即通常所说的前店后坊，自酿自销。既然西汉时期的“甘酒”可以“一宿而熟”，而东汉画像砖《酿酒》图上搅拌酒糟的又是妇女，说明妇女酿酒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聪明能干的卓文君很可能就是一名酿酒高手。司马相如身穿犊鼻裈（围裙或裤子），“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既表现了司马相如“大不拘”的“名士风度”，又说明他们所开的“酒舍”还雇佣了若干名酿酒卖酒的小工，并不是规模很小的夫妻店。至今邛崃市内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卓文君即从井中取水酿酒。如果只开一个零售酒店，而当时的酒，所含酒精浓度本身就低，再从井中取水往酒里注，那还有什么酒味呢？如此说来，司马相如在临邛开的是一家自产自销的酿酒作坊，卓文君应当是“文君酒”的创始人。
成都的琴台，相传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唐宋时期为成都名胜古迹，宋以后荒芜不存。明代觅址修建的琴台，已非故址。当年的琴台在哪里？说法不一。据专家考证，大约在今通惠门附近的东南面。后来的好事者，多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再次返回成都后，曾在“琴台卖酒”。梁载言《十道志》复谓“琴台即相如与文君卖酒处”。此说大谬。因为，《史记》、《汉书》都说“文君当垆”之地在临邛而非成都，更何况他们已经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回成都即“买田宅，为富人”，何必再去卖酒？今日成都琴台路上的“文君酒家”，自称即为当年文君卖酒之处，显然是一种商业炒作。
（选自《巴蜀文化研究通讯》）
本文是对“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一说的新解，那么，作者不同以往的观点的一项是（）

下面不是佐证作者“新解”的依据的一项是 （）

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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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E.本文通过记述梅兰芳谢绝舞台、巧妙拒绝日本人邀演的过程，描写了他在中国京剧艺术上的创新表演与突出成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家坚贞高洁的感人形象。
文章以“最精彩的表演”为题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梅兰芳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缘于他的精湛技艺，还缘于他的崇高品格，请联系全文简要分析，梅兰芳的崇高品格表现在哪些方面?
有人认为，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能因为政治而干扰艺术。梅兰芳因政治原因而放弃艺术表演的做法实不足取，对此你是如何看的?请联系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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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代周刊》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追求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
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主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创建的前锋；后者是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
（摘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下列属于《时代周刊》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一项是

下列理解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阅读下列小说完成小题。
貂皮大衣
（美国）马克·吐温
收到通知接受遗产的信后，阿曼达的快乐简直无以形容。她是多么希望她的丈夫还在世，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笔馈赠安享老来福了。
她并不那么穷，凭她的工作所得，她也生活得不错。然而，她并不满足于25年来所过的俭朴生活，她向往的是五光十色的奢侈品——那些她过去根本无力问津的东西。
阿曼达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令她暴富的信。那可是一大笔钱，远远超出了她的期望。而今她所面对的问题是：怎么花这么多的钱呢？当然消费方法成千上万，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答案早已存在：一件貂皮大衣。她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件貂皮大衣。
一旦决定，她马上走进一家皮草行，在那里看遍了所有的貂皮大衣，尔后选出了她最喜欢的一件。
“您穿正合适，夫人。”
当然了，那还用说，她感觉美妙极了，恨不得马上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华贵，并向每一个人示善。她随便的数出了钱，傲慢地付清了账。
正是早春二月，其后的十余天里，貂皮大衣令阿曼达尽领了风骚。生平第一次，她觉得生活是如此的幸福和快乐。每晚就寝前，她都要仔细端详它，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起它。所以，她真害怕这心爱之物会被盗去。她为它保了险，保金不菲。
在家呆着时她就放心，她的貂皮大衣不会遭遇不测。出门时她也不怕，她可以穿着它。尽管如此，也烦恼频生：要弄脏大衣可太容易了。
天气日渐转暖，阿曼达的烦恼也与日俱增。她不能穿貂皮大衣出门的季节来得太快了。四月的第三周，她突然发现世间万物中，她最恨的莫过于夏天了。在绝望中，她眼见夏天逼近，尽管她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厌恶漫长的冬季，翘盼晴暖的天气。
夏天最终来到了。晴空万里，骄阳似火，阿曼达被迫只得待在家里与大衣为伍。她偶尔出去一趟，把大衣留在家里，却又惶惶然不知所措。后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对貂皮大衣已经恨之入骨了。她跑出去，跳上出租车，直奔皮草行。
“我想退了它，”她说，“你们看，它还跟新的一样。”
可是店主告诉她，由于貂皮跌价了，所以她只能得回原价的五分之一。阿曼达的心凉了。
“真抱歉未能满足您的要求，夫人，”店主说，“再见。”
打那以后，阿曼达处心积虑地构想如何除去这个大包袱。最后，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无法卖掉它，但她可以遗失它，不是吗？大衣是保了险的。如果她成功地丢了它，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百分之百的赔偿。
要“遗失”一件貂皮大衣也绝非阿曼达所想的那般容易，但是她还是成功了。她坐上出租车，在闹市区下了车，并将大衣弃置在后座上，仿佛她真的忘了似的。然后她徒步回家，又变成了自由人。一到家，她马上写信向保险公司索赔。十天后，她去了保险公司。
“我们已收到了您的信。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要记住，保险政策第十五条给予我们以赔偿实物的选择权。我们正准备这样做。”
“什么！”
“很简单，您只能再选一件貂皮大衣。我们会付钱的。”
她乞求，她哀嚎，可都无济于事。她必须有一件貂皮大衣，她被判了“终生监禁”。
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E．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耐人寻味，同时引起人们对小说主题的思考。
小说主人公阿曼达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请结合文中具体情节进行分析。
简要分析小说以“貂皮大衣”为题的作用。
小说结尾写道：“她乞求，她哀嚎，可都无济于事。她必须有一件貂皮大衣，她被判了‘终生监禁’。”请你指出这段话在文中的含义，并结合你的阅读体验或生活中的事例，谈谈你的理解。

社科类阅读（3小题，每题3分，共9分）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的政策，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来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学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关于“汉魏六朝家庭教育”的内容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下列对原文内容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