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梁启超,1923年)材料评述的是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说:“他们的指导观念大体上是从儒家政治观念的武库中拣来的,在内容上是复古的。他们的模式来自中国的历史,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民的物质……有缺陷之处。”据此,材料中“他们”的实践是
王阳明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圣人之道不是高深莫测,而是简易直接的,愚夫愚妇只要在日常行为的“事上磨练”,同样可以成为圣人。这说明王阳明
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以尊崇人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名门望族、寒门小姓都以修谱为大事。这一现象反映出
先秦许多名臣出身微贱,如“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魏晋时期则愈加强调官吏的出身和门第。这反映了秦汉至魏晋时期
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在全国分设冀、幽、并、徐、梁、青、荆等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考查郡县长官,内容有:“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两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这主要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