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读到一本书时说:“在卢梭《民约论》前约数十年,有此议论,不能不视为人类文化史最高出品。撰者固自负,亭林亦复推崇。乾隆间,此书列入禁书;光绪之季,吾曾私自传印,以为播送民主思想之工具。”这本书是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托克维尔此处所说的“最大胆学说”的提出者是
革命党人陈天华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这一言论体现的观念是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的思索,他就会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日新月异和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之心。那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两种东西”体现的思想是
17世纪的中国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著名思想家,18世纪的法国则涌现出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举世闻名的大启蒙思想家。中法两国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共同点是
韩非子“以法为本”中的“法”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法”对君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