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沉沦”到“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年到1920年)，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材料二 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从这时候起(注：指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前期“沉沦”的过程。“过渡期”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上升”做了怎样的准备？
（2）根据材料二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史实，说明觉醒后的中国人民在扭转“沉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果。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在学界，钱穆是一个传奇，他中学都没毕业，从18岁开始在乡间执教小学与中学18年，其间勤学苦读，著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等文史著作，解决了当时聚讼纷纭的一些学案，令史学家顾颉刚大为欣赏，推荐他至北京燕京大学任教。自1930年起，钱穆先后任教于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等校，培育英才无数。当时学界将之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他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南国都市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钱穆的学术造诣如此之高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穆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留给后人的启示。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 反法西斯国家签字的《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其它有关国际协议都规定同盟国家不得与敌国单独媾和，对日和约应先经中、苏、美、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并采取大国一致原则签订全面对日和约。
材料二 1951年9月4日，美国召集了许多同盟国在旧金山召开了与日媾和会议，朝鲜、中国没有受到邀请。南斯拉夫、印度、缅甸受到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与会的48个同盟国于8日签署了《与日媾和条约》，即《旧金山和约》。和约主要内容：盟国承认日本对其领土和领海有完全的主权；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日本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盟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美国与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参加会议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条约的内容，拒绝签字；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也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以上材料均出自《世界现代史》
（1）依据材料，概括指出中国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理由。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旧金山和约》的影响。
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张澜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人士，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发展。而先知先觉诸人，而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于破坏。
——1919年4月28日张澜《答梁乔山先生书》
材料二 1949年4月，张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说：“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张澜的思想主张。
（2）材料二中张澜先生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从1958年直到文革时期，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也严加限制。文革结束后几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政策。比如，允许城市职工在农村的年迈父母、病残或家庭有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等“农转非”。1984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他们迫切要求解决集镇落户问题。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政策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和家属，公安部门应准予在集镇落户。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国家城市化进程建设，1997年全国各类流动人口达1.1亿。1998年7月，国务院对户口管理作了“四项改革”：对要求随父母在城市落户的未成年人、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在城市投资及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直系亲属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均可准予在城市落户。
——摘编自李平《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迁》等
（1）根据材料概括“文革”前后我国户籍管理政策的变化趋势，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导致其变化的体制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新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调整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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