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写道:“想象一下,哥伦比亚麦德林可卡因垄断集团成功发动一起对美国的军事袭击,迫使其允许可卡因合法化,还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幅场景当然荒谬绝伦,但类似的事件在19世纪的中国确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是指
“1870年以后,因为官员们开始主办工业企业,许多买办商人都被招聘去当官办企业的经理。官员和士绅也纷纷从商,从而扩大了商人队伍。到了1900年,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令人尊敬的选择了。”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
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得到发展。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都采取了诸如更严格的进口限额和双边贸易协定等形式的自卫措施,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美国在当时采取的政策中,具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是
梁启超评价辛亥革命具有“空前绝后的大意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由此推断,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的这一看法
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这说明他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