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载文说: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 (今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该文发表的历史背景是( )
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总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边界条约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为今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良好范例。这表明
美国学者斯科特·七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中写道:……社会的全盘重建是必要的,而这一伟大任务只有具有不受拘束的坚定且无情的政府才能完成。……美国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摒充英格兰的政治遗产;相反,美国政治重建的设计师试图保持并完善这种遗产。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有史家认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接连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场 “总运动”。这场“总运动”的基本趋势是
宋庆龄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她话中的“国际局势”和“内部条件”是指
从清初的“剃发令”到太平天国时的“蓄发令”,再到辛亥之后的“剪辫易服”,对头发苛求的背后是复杂而隐晦的历史在流动。影响近代国人头发命运的因素有 ①政治统治②反清斗争③西学东渐④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