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李大钊发文赞成“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的道理。从人类互助进化的过程来看,他认为这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1921年,梁漱溟发文,公开打出“东方化”和“新孔学”的旗帜。这反映了
罗斯福在1933年3月对公众的讲演中说:“我们金融体系调整的过程中有个比货币、比黄金都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公众的信心。你们必须坚定信念,不能被传言和猜疑打垮……。”其中人们的“猜疑”主要是( )。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说:“1933年《申报月刊》发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专号,征文中(26篇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化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非常少,绝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上述认识主要是因为当时( )。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谈及孔子思想时叹言道:“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感叹孔子的学说并称为“新的精神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 )。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托克维尔此处所说的“最大胆的学说”的提出者是( )。
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魁奈十分推崇中国文化。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秀、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信奉儒学的中国文人“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这足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