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泽谕吉曾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据此说法,中国近代最先向西方学习并开展的活动应该是( )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警醒我们苦兄弟”,与这句话直接相关的现象是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写到:“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须经历一番痛苦,必须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抗拒这个潮流。”这些文字发表的背景是
19世纪晚期,某西方报纸称:“甲午以后,中国有三党:守旧党……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文中的“维新党”是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渐成报纸文章的熟语和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命名。这主要反映了
阅读以下当时人对某一著述的评论:评论一:“百年喜读樽前兆,万里惊看海外文”;评论二:“其书罗列甚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评论三:“欲制夷患,比筹夷情,尤为有用之书”。据上述评论推断此书最有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