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 年5 月7 日梁启超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指出:“今虽新政治之始建,忙乎未有端倪也。而数千年来恶政治之巢穴,为国家进步之一大障物者既已拨去。此后改良政治之余地,较前为宽,其机会较前为多,其用力较前为易”。这表明梁启超当时
“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文中的“这场思想变革”
甲午战后,严复谈到:“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弊乃至不可复振也。”材料反映了严复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词,以其特有的模糊性和包容性罗括了种种旧俗之外的新事,使外洋飘来的东西在朦胧中减杀了腥膻气和夹生气。比之上一个世纪,‘以夷变夏’这个古老而又刺激过许多人神经的命题似乎已经在国人的灵魂和感情中越来越淡化了。”据此可以得出
据《中国棉纺织史稿》统计,华北的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等四口岸输入洋纱、国纱的净量情况如下表所示。由表格信息可知
A.民族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期” B.洋纱输入改变了民族工业布局 C.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明显增加 D.洋纱输入制约了民族经济发展
图为清朝顺治九年(1652)——光绪十四年 (1888)国家财政税收结构变化图表(据申学锋《清史研究·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编制)。据此可以推断